在做科研的时候，一定是挑专业领域里最难的问题去攻克凯丰资本，而在创办企业的时候，应该要挑最容易的那部分去做凯丰资本，这样才最有可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
诺贝尔奖作为全球科学的最高殿堂，近年来获奖人也开始更多地向工业界垂青。随着技术的突破，很多科学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有用的技术，应用于工业界；也有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时已经创立企业。这也表明科学与工业界的融合正在加速发生。
值得关注的是，在诺贝尔医学奖和化学奖背后，生物技术公司成为一股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
新兴生物技术公司成为关键力量
在新一轮的生命科学变革中，科学的发展也推动着生物技术公司的崛起。在今年的获奖者中，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科学家弗雷德·拉姆斯德（Fred Ramsdell）就是一位典型的创业者。当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获奖人名单时，拉姆斯德所在的单位显示为生物技术公司Sonoma Biothapeutics。
Sonoma是目前全球少数几家从事调节性T细胞疗法开发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该公司已从包括礼来、Arch Venture Partners以及新锐细胞公司Lyell Immunopharma等投资的超过3.3亿美元资金。
去年，Sonoma获得制药巨头再生元（Regeneron）一笔4500万美元的里程碑付款。2023年，再生元与Sonoma签署协议，两家公司将开发用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另外两种未指定疾病的调节性T细胞疗法。Sonoma当时已经获得了再生元7500万美元的预付款。
尽管调节性T细胞疗法的商业应用尚未普及，但市场预计，随着调节性T细胞被授予诺奖，将吸引更多资本加入，有望进一步推动相关细胞疗法加速迈向临床，为新疗法带来希望。据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生物学家里卡德·桑德伯格（Rickard Sandberg）称，目前全球正在进行的调节性T细胞药物临床试验超过200个。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调节性T细胞研究组组长周旭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调节性T细胞获得获奖后，已经收到一些合作伙伴的问询，希望寻求科研合作。“目前的合作还是以科研为主，商业转化方面的还不多，未来随着对调节性T细胞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明确，临床应用一定会慢慢出现。”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周旭宇表示，近年来调节性T细胞（Tregs）领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进展，是发现Tregs的功能超越了免疫调控范畴，还参与多种非免疫相关生理过程。例如，研究逐渐揭示了组织驻留Tregs的独特功能。在脂肪、皮肤、肠黏膜等多种组织器官中，存在大量定居型Tregs，它们不仅调控局部免疫，还参与组织修复、代谢调节甚至影响干细胞行为，展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功能面貌。
在医学和化学领域，近年来的诺奖多次奖励给具有临床应用前景或科研价值的技术，来自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获奖人也逐渐增多。例如202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mRNA技术发明人之一、出生于匈牙利的美籍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就来自于德国生物科技初创公司拜恩泰科（BioNTech），她与美国科学家德鲁·韦斯曼（Drew Weissman）合作开发的mRNA技术为新冠核酸疫苗提供了基础。如今，科学家基于mRNA技术，还在开发肿瘤疫苗，以及体内CAR-T细胞疗法等。
以BioNTech为例凯丰资本，该公司正积极探索肿瘤疫苗与PD-1抑制剂等免疫疗法联用的效果。这种“疫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组合的策略旨在激活并协同增强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从而达到攻击癌细胞的效果。
因获得诺奖而带动行业爆发的技术还包括基因编辑技术。2020年，CRISPR Cas9基因编辑技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推动了基因编辑技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崛起。尽管在获得诺奖之前，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是投资的热门赛道，但市场对该领域的投资仍存在疑虑。在获得诺奖后，资本开始疯狂涌入，并带动三大头部上市公司CRISPR Therapeutics、Editas Medicine和Intellia Therapeutics市值飙升。
在基因疗法领域，CRISPR Therapeutics与制药公司Vertex合作开发的用于治疗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罕见病的基因疗法也已于2023年获得美国FDA批准，这是全球首款获得监管批准的CRISPR基因编辑疗法，标志着整个领域从概念走向市场的历史性突破。
今年7月，礼来斥资10亿美元收购基因疗法初创公司Verve Therapeutics，后者正在开发一种仅需一针便可降低心脏病患者高胆固醇的疗法。该药物是一种靶向体内PCSK9蛋白的基因编辑药物，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精准修改肝脏细胞DNA的单个碱基，从而关闭导致胆固醇升高的PCSK9蛋白的合成通路。Verve预计，这种基因编辑疗法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推出。
在国内，基因编辑技术也已经用于开发CAR-T细胞疗法中。例如，登上权威国际学术期刊《自然》2024年度十大人物的上海长征医院徐沪济教授，就在带领团队开发一种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CAR-T细胞疗法，该疗法利用CRISPR Cas9技术敲除供体T细胞的5个基因，从而防止移植细胞攻击宿主或受到宿主排异。
“诺奖是很多技术从‘颠覆性技术’成长为‘成熟产业’的关键转折点。”一位国内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到诺奖的认可后，资本更敢投了，即便有些技术仍处于市场应用的早期阶段。”
诺奖背后的“科学家创业”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诺奖的一个趋势是更具有前瞻性了，并不是等到技术已经完全发展为成熟产业后才予以奖励，而是在刚刚出现早期应用时，就对技术背后的机理给予认可表彰，让更多人知晓。
“比如这次获奖的调节性T细胞，虽然还没有可靠的临床应用，但是评委会对调节性T细胞如何作用于自身免疫系统机制的理论予以认可，这对于推动未来相关疗法的商业化起着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宏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尽管诺贝尔奖并非直接受商业力量驱动，但很多诺奖级的基础研究发现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源并走向成熟，正是因为背后巨大的商业应用的前景。因此，行业和资本研发投入大的领域，往往也是有望诞生诺奖级发现的科研领域。
在美国，私人资金资助科研的生态体系已经相当成熟，科学家创业也相当普遍。当拉姆斯德与另一位来自西雅图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SB）的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Mary Brunkow） 共同获得诺奖时，为这一消息欢呼雀跃的还有西雅图的风投基金Pack Ventures，该公司专注于投资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孵化的初创公司，Sonoma与ISB均来自该地区。
Pack Ventures创始人肯·霍伦斯坦（Ken Horenstein）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雅图生物科技行业正蓬勃发展，又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诞生！”如果算上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华盛顿大学蛋白质设计研究所教授大卫·贝克（David Baker），过去两年，西雅图地区已诞生三位诺贝尔奖得主。
在创立Sonoma前，拉姆斯德已经在工业界有很深的涉足。他于2004年加入了一家美国名为Zymogenetics的生物技术公司，后者于2010年被百时美施贵宝以近10亿美元价格收购。2008年，拉姆斯德又加入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帮助该公司在西雅图建立新的炎症研究中心，领导免疫生物学团队。
在硅谷，科学家创业的风气更盛。CRISPR Cas9技术的开创者之一、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就拥有包括Intellia Therapeutics在内的多家基因编辑技术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尚未有产品获批，也仍未实现盈利，但Intellia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110%。
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不少美国的科学家是“连续创业者”。例如，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于2021年又成立了一家叫做Isomorphic Labs的AI医药公司，专注于小分子药物研发。也正是这家成立3年的初创公司与DeepMind一起发布了预测蛋白结构的人工智能系统最新版本AlphaFold 3，助力哈萨比斯赢得了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一位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诺贝尔奖得主都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有些甚至在获得诺奖前就已经创立了公司。这说明在成功的科学道路中，创新的思维、资本的助力和良好的生态缺一不可。”
在国内，科学家创业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复旦大学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院长、计算生物学家马剑鹏教授今年年初联合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结构生物学家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创立了一家从事AI蛋白质研究设计与产业转化的公司。“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马剑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过去几年来，中国科学家创立的公司里也不乏成功上市的，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诺诚健华，目前股价较三年前上市时已翻了近4倍。此外，中国首家在美股、港股及A股三地上市的生物药企百济神州最初也由中国科学家王晓东创立，目前该公司在A股市值已超过4400亿元。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人们所看到的科学家成功创业的案例凤毛麟角，大部分科学家创立的企业并不成功，这与科学思维与商业思维的本质差异有关。
“所以我们一直呼吁要建立生态，有了成熟的生态之后，科学家只要负责科学部分的工作，具体公司的经营由职业的经理人来做，科学家如果直接下场做经营管理，成功的概率很低。”一位科学家创业者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这个前提是对利益与责任的分配有共识，制度有保障。”
上述人士还表示，科学做得成不成功，与创业成不成功也不是一回事，很多科学家的创业项目也并不是基于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比如诺诚健华与施一公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关联不大，而百济神州与王晓东在细胞凋亡领域研究的关联也不大。
对此，马剑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学家创业肯定有挑战，常犯的错误是科学家把创业当科研做，而忽略了创业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我仍然相信，一部分优秀的科学家是能够做到转型成功的。”
莱维特曾在与马剑鹏一起创业交流的过程中向他透露了科学家创业的“秘诀”。莱维特表示，在做科研的时候，一定是挑专业领域里最难的问题去攻克，而在创办企业的时候，应该要挑最容易的那部分去做，这样才最有可能将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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